1950年，台北马场町刑场。 朱枫穿着素色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却没有半分狼狈，她的下巴微微抬起，眼神亮得像淬了火，仿佛不是走向生命的终点，而是要去赴一场与信仰的约定。 子弹飞来之前，她喊的是“新中国万岁”，声音穿透刑场的死寂。 那不只是就义前的口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用生命完成的最后一次汇报。
可谁能想到，这位连最冷酷的特务谷正文都佩服的巾帼英雄，最初只是个没受过一天正经谍战训练的“后勤人员”？ 反常识的是，她本可以不去台湾。 组织原本安排她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但她有合理的身份能入境，她就说“我去”。 没有犹豫，没有条件，就像她后来没犹豫是否交出情报、没犹豫是否承认身份。
从阔太太到暗战玫瑰
朱枫是浙江镇海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小姐，受过新式教育，却因父母之命早早嫁给比自己大20岁的工程师做继室。 丈夫病逝后，她本可守着遗产过安稳日子，每天“学写兰花，消磨光阴”。 但抗日烽火燃起了她的革命热情。 她参加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还与第二任丈夫、革命青年朱晓光走到了一起。
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就这样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朱枫曾两次被抓进日本宪兵队，遭受拷打，拇指落下残疾，却从未屈服。 1949年，当组织需要一名交通员赴台联系吴石将军时，朱枫成了不二人选，因为她有个合理的赴台借口：探望在台湾的女儿阿菊和外孙。
每周六下午4点的致命约会
朱枫在台湾的联络对象只有两人：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她与吴石的会面固定在每周六下午4点，有时周三下午4点也会加一次。 在书房里，吴石会从北墙上的秘密保险箱中取出一个小圆铁盒交给朱枫，里面装的是《台湾战略防御图》、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配置图》等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
吴石对朱枫说：“这些东西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 朱枫不负所托，多次将情报通过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的特别交通员，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大副传递出去。 毛主席看到情报后，曾赋诗称赞：“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
但危险始终伴随。 当林义良被捕导致情报传递中断时，朱枫展现了惊人的细心。 吴石设计救林义良，毛人凤却设下陷阱要监听段退之以钓出吴石。 朱枫从段退之太太那里摸出这个消息，及时告知吴石，避免了暴露。 她帮吴石联络蔡孝乾排查关押地点，配合聂曦和老杜盯着现场，为营救林义良立下大功。
金子掰成四块吞下，敌人用最卑劣手段逼供
1950年1月，台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 特务谷正文没费多少劲就抓到了陈泽民，但严刑逼供没用。 谷正文太懂怎么戳人软肋，他直接把陈泽民的孩子抓来威胁。 这招太狠了，陈泽民一看见孩子就垮了，供出上级是蔡孝乾。
蔡孝乾第一次被抓一周后就跑了，但谷正文摸透他好色贪吃的弱点，断定他忍不住会去镇上吃牛排。 果然，蔡孝乾自投罗网，彻底叛变，供出朱枫和台工委几百人。 整个情报网络被撕开大口子。
幸亏吴石在谷正文身边安了卧底黎晴，提前透出消息。 吴石赶紧安排朱枫逃走，签发了《特别通行证》让她飞往舟山。 但朱枫最终还是被抓了。
在狱中，蒋介石因朱枫是老乡，下令不得动刑，要“攻心感化”。 朱枫却掰断身上的金子，用热水送服四次，想以死明志。 谷正文哪会让她这么死？ 他让特务用灌肠手段，硬是把朱枫从鬼门关拉回来。
面对这样的折磨，朱枫没松过一句口。 她在给家人的绝笔信里写：“今事已至此，别无长言。 人生总有一死，死得其所，无怨无悔。 ”
那张小花旗袍下的铮铮铁骨
朱枫牺牲后，骨灰无人认领。 管理人员错把“朱谌之”写成“朱湛文”，导致骨灰一直无人问津。 她曾视如己出的继女阿菊，在2005年被问及朱枫时厉色相对：“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 尽管没有血缘关系，朱枫在阿菊7岁时就成为她的继母，将她抚养长大，甚至送她去上海学无线电。
直到2010年12月9日，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抱着一个白色旅行袋走进首都机场贵宾室。 朱枫家属接过袋子，轻声说：“外婆，回家了。 ” 这时距朱枫牺牲已过去60年。
朱枫的女儿朱晓枫直到2001年才在《老照片》上看到母亲就义前的照片：“她身上穿的小花旗袍，还是在上海家里常穿的那件。 ” 时隔半个多世纪，第一次看到母亲临刑前的最后一刻，朱晓枫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描述。
今天，当我们在《沉默的荣耀》中看吴越饰演的朱枫时，是否想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能让一个富家千金放弃安逸、忍受灌肠折磨乃至从容赴死？ 而在当下这个物质丰裕的时代，还有人愿意为某种信念付出如此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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